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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节奏。 因为在世界货币金融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将对处于金融脆弱性阶段的中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溢价。 货币当局需要在效率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必须恢复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稳定、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
——张茉楠
■张茉楠
金融危机过去5年后,美联储终于开始了退出量化宽松的步伐。 这意味着世界货币金融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拐点阶段。
年以来,FRB量化宽松对美国私营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股市上涨和房地产回升,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改善加快,财富效应和资产型储蓄上升将持续带来费用回升。
另外,在FRB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得到了明显改善。 内生动力也开始逐渐增强,经济生产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贸易收支的改善使美国经济走上了可持续复苏的道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量化宽松几乎完成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历史使命,货币政策需要从非常规恢复到正常走势。
qe退出将改变世界货币金融环境和资金流向。 划分全球资金结构,可以表示为“核心+三明治+外围”。 核心是美国,三明治是日本,欧洲,外围是新兴市场。 过去,核心大量花费,周边大量制造,三明治扮演着资金放贷的角色。 但是,将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改变了支出主导,转向了“实体重建”,世界资金正在回流到美国。 特别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开始扩大内需的战术抑制了世界储蓄的增加,中国长期向美国提供廉价融资的时代也正在结束。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将于年初开始,第一次加息很可能发生在年二季度,加息将成为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首要手段。 之后,在首次提高利率后,开始出售所持有的证券资产。 这个过程预计需要3-5年,将根据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实质性变化进行调整。 这意味着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是不可缺少的大趋势。
目前,FRB资产负债表扩张至3.5万亿美元,从逐渐减少购买850亿美元债券,到3.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逐渐缩小并正常化,资本流动逆转和利率上升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从过去的数据来看,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2%的收益率水平处于绝对历史上的大底水平,但这一低利率是不可持续的,据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预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未来5年有可能超过5%。 由于全球利率是以美国利率为基准的系统,随着美国实际利率的上升,全球低利率环境很可能在几年内结束,这将大幅提高中国利率的整体水平。
利率上升将进一步推高全球末尾风险,美债利率上升意味着全球融资价格上涨和全球资产重新配置,这将改变全球资金的风险偏好,大幅调整包括新兴经济体股市、黄金等贵金属、金融资产、非美国货币等在内的广义资产价格。 最近,国际金融协会( iif )预计,年和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材料将增加到1万亿美元,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规模从今年的1.145万亿美元降至1.112万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最低。
为此,FRB为流动性困境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年10月31日,与欧洲、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的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临时性协议转为增长时间货币互换协议。 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将采取货币配给制。 也就是说,在美元货币流动总量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它会从结构上分化世界不同地区。 美元贬值的时代,由于全球货币结构的分化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全球货币金融环境和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美联储调整期间,跨境资金“大举进入”很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货币政策操纵、结构转换的压力。
另一方面,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掌握全球货币“总阀”的美联储开始逐渐减少月度证券认购计划后,全球货币基数从停滞转为下降,这是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资金池”。
另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实际利率的上升也将大大提高中国利率的整体水平,特别是在当前国内流动性结构紧张、社会融资价格整体上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的钱可能会更贵。
从这个立场出发,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节奏。 因为在世界货币金融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将对处于金融脆弱性阶段的中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溢价。 货币当局需要在效率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必须恢复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稳定、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
原文链接: overseas.stcn// 1223/11023013.shtml
来源:经济之声
标题:“未来五年全球货币金融将进入拐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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