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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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6个季度下跌，时隔3年首次突破“八”，全球稳定增长再次被提升为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 特别是在内需回升短期无望、出口难以基于欧洲都柏林危机蔓延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情况下，中央再次提出稳定增长主要是稳定投资的思路，但这样的政策思路会带来房地产的再次回升，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再次井喷，一些地方再次出现 其典型例子是长沙和贵州。

长沙市政府最近出台了包括195个项目在内，总投资额达到8292亿元的年度重要项目投资计划。 长沙市政府特别强调要通过重大投资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据长沙市上半年统计数据，该市上半年区域生产总值2896.5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其中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900亿52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9%，占gdp比重达到65.6%。 然后发现长沙市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 这意味着8000亿以上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年以上的财政收入。 与长沙相比，贵州省近期制定的《贵州生态文化旅游快速发展规划》提出的投资规划更为庞大。 根据该计划，截至今年5月共筹集项目2382个，筛选投资总额达32479亿元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国家级重大项目10个、省级重要项目50个和省级重要项目200个，但贵州

长沙和贵州的投资规模无法与今年3月湖北提出的12万亿元投资规模相比，但随着长沙和贵州提出的时机，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困难、各地出现投资冲动的关键时期，其象征意义更为明显。 在稳定增长的大背景下，长沙、贵州这样的投资冲动，恐怕不是个案，而是很多地方的“集体行动逻辑”。 在中央提议将稳定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2万亿”刺激计划，通过新的投资狂潮拉动经济增长。

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存在很大的困难和挑战，不可否认，实体经济不振、多领域产能过剩、中小企业面临着比2008年更为严峻的困难。 特别是快速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和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不能强调投资是错误的，但关键是在投资已经严重过剩、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由于投资的拉动，除了可以暂时交换成短期的干净数据之外， 不仅对处理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长期快速发展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而且由于投资的再挤压，挤压了应对这些困难的政策空之间。 如果投资能够应对目前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做出减税和结构调整的痛苦选择，也没有必要应对中小企业的困难。 这个路径依赖，在过去30年的急速发展中已经被说明了，所以没有必要说明。 过去四年中国经济的业绩证明，为了短期稳定，再次放开货币水龙头，启动政府投资，不仅不能长期稳定增长，而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 说实话，今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迅速下滑，很大原因是受欧洲都柏林危机的影响，加上前两年的刺激政策延缓了结构调整的努力，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领域再次出现了非理性膨胀，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产能。

从地方政府迄今为止的快速发展思路来看，如果中央不抑制，地方就不会缺乏投资冲动。 当然，这与地方多年来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排名的恶性无关。 如果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地方政府会无视自身实力，为了换取任期内的业绩，勉强着手一个“看得见”的项目，将巨大的地方债务和财务黑洞留给下一任。 在这几年的“四兆”刺激计划中，地方补助投资达到18兆，短短两年地方债务上升到10兆，但许多地方着手的项目，从现在来看几乎没有偿还债务的希望，很可能会引起不容乐观的银行放贷。 在今年的稳定增长中，如果再次倾听地方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依赖银行的信用。 债务黑洞越大，这对银行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自去年以来连续6个季度下跌不是短期现象，也不是欧洲债务等外部因素造成的结果，中国经济快速发展30多年来出现了真正的转折点，依赖投资、出口、低附加值制造业、房地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 产能过剩问题、中小企业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政府权力过大问题、垄断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等，不能再次由政府投资拉动，也不能由货币政策再放水来处理。 四年前的大规模刺激计划表明，未进行深层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何稳定增长措施只能暂时见效，政策药效消耗后，未及时调整的整体经济再次低迷，调整时机滞后问题更加严重。

对中国经济来说，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地方政府在“稳定增长”的烟幕下，再次抛出巨大的投资计划，将业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子孙后代。 这样多年累计的风险，如果不采取处理，会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也会毁掉中国经济的未来。

来源：经济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