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改革金融监管 二十国集团能做什么？”

本篇文章3101字，读完约8分钟

沈联涛

2008年以来，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 )对自己的定位逐渐从一个清谈场变为对全球问题展开较为有效集体行动的一个认真论坛。 诚然，g20掌握并代表着全球经济实力的大部分，无论是基于市场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g20成员都拥有全球gdp的85%~90%，几乎是人口的2/3。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持续增长的力量有很多赞誉和希望，新兴市场国家在升级后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中有更大的代表权，在许多国际监管标准机构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参与，但新兴市场国家 毕竟，西七在全球治理、机构研究和政策分解能力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有些人不会忘记近年来金融危机的最高指示器是经合组织的新成员国。 几乎所有新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如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在加入后不久就经历了金融危机。 因为他们开放太早了，没有准备好应对潜在的全球冲击。

实体经济在手是处理危机的道路

g20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保成功预防未来的金融危机。

实际上，日本为了应对20世纪80年代资产泡沫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将银行和企业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损失替换为债务泡沫。 本质上，用gdp两倍的财政债务取代泡沫损失。 这个债务泡沫只能以零利率持续。 如果通货膨胀回到日本利率上升的话，债务泡沫紧缩将会给以国内退休者为主的债券持有人带来巨大的损失。 事实上，由于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国内改革，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紧随后代。

现有的救济计划还包括全力保护银行系统。 这也没有关闭任何“僵尸金融机构”，相反为了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利息差，给世界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扭曲。

首先，银行管理层领着高薪远走高飞。 因为，有全额存款保险和政府全部制的保证。 目前的利润有多少来自管理层的能力？ 第二，在零利率政策下，激励框架扭曲，因此无法对风险定价。 如果没有政府的进一步援助，社会弱势中小企业将面临高利率差，难以获得信贷，而国有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将享受优惠利率。 第三，光靠汇率调整无助于本质上的全球调整。 因为日本的经验证明，尽管货币大幅升值，但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额顺差。 如果有活力的新兴市场也像日本一样，由于汇率冲击和国内泡沫，经济增长放缓，那么世界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目前，救助本市员工，实际上是向效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和储户征税，以补贴僵尸金融机构，试图将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 我们需要实体部门的处理方案，不是滑稽的货币游戏。 总之，金融工程的危机是越来越多的金融工程无法处理的。 从实体经济入手是正确的处理之道。

监管正在调整高杠杆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请允许我赤裸裸地作为恶魔的代言人问这些问题。 如果经济刺激计划的缺陷是无视价格、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那么自由市场也存在无视非市场风险、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利用无限制的金融项目融资等问题。 央行无视资产泡沫，只关注物价，监管者无视线上和离岸债务，无法监管特殊目的的工具，结果导致金融体系出现大规模的隐性杠杆效应。 因为在巨大的道德风险下，聪明的银行家意识到提高杠杆效应可以增加收益。 这场危机表明他们是对的——他们被“金色降落伞”紧急救助。

金融机构的风险行为源于受收益每季增长的要求驱动的扭曲的管理层薪酬机制，管理层将杠杆嵌入系统直到相应爆发。 所以，抑制过度报酬的简单方法就是抑制过度杠杆化。 这需要从在监管政策和实践中重新定义综合杠杆限制入手，进行大规模变革。

主张自由资本转移的人大部分将有益的长时间外国直接投资等同于外国证券投资。 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金融工程，外国证券的投资短期、杠杆性高、从高波动中获利，如果可能，通过操纵市场，特别是交易清淡的市场而获利。 事实上，日本通货紧缩后产生零利率政策的利差交易是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投机者在新兴市场下注的主要资金来源。 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没有保护本国货币的方法。 外汇储备杠杆极低，首要的是国内储蓄和长时间负债，因为对方通过大额动量交易有很高的杠杆性。 如果外汇储备依赖短期外债融资，其结果将会很明显。 另外，如果居民也认为汇率不稳定，游戏就此结束。 以前流传下来的处理方法是让货币贬值，实行浮动汇率制，通过出口来处理国内的差距。 但这必须假设出口引擎不变。

简而言之，单一浮动汇率制带来了不稳定的竞争贬值，成本很大。

处理方法在于加强金融管理吗？ 这是第二个难题。 如果g20有权力成立世界金融监管机构和世界央行，它能处理这个全球问题吗？ 令人惊讶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其理由是，根据欧盟的经验，在部分中央财政调整不足的前提下，任何地区的中央银行和超金融监管机构都无法处理地区和部门的差异。

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税收

说白了，我们不能对一个整体问题适用局部处理方案。 如果我们生活中有全球银行，就需要全球征税。 由于全球组织不断创造全球公共产品，需要某种全球税收。 在这种情况下，征收流转税成为一种可选方案。 有五个理由。

第一，流转税(或交易税)是一个客户交纳的税种，与其他形式的税相比，其疲劳恢复性较少。 这就像为了全球公共利益而对社会不良行为征收的赌博税一样。 二是流转税是反周期的，税率的上升或下降依赖于市场投机热，泡沫破裂的危险增大，就会提高税负，为整个互联网的危机处理融资。 第三，流转税可以用于向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目前没有其他融资方法。 第四，该税种由目前交易费用负担最轻的金融机构支付，为建设无摩擦的金融市场，印花税和其他交易费用几乎为零。 金融机构由此利润减少，发放鼓励风险的超额奖金和补贴的能力下降。 第五，流转税使用后，交易统计数据清晰可见，可用于监管过度投机、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 这些数据的缺失困扰着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

需要征收多少流转税？ 根据国际结算银行的调查，每年的总金融交易约为900万亿美元。 如果将流转税率定为0.1%，那一年的税收收入为9000亿美元，三年内几乎可以覆盖全球中银领域估计总额2.8万亿美元的损失。 即使将流转税率定为0.005%，也会产生450亿美元的收入，接近非洲每年所需的500亿美元的援助。

我的建议是，不是个别国家征收托宾税，而是所有g20成员按单一统一税率征税。 例如0.005%。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一律征税，就不存在征税比谁都低的竞争。 由于全球泡沫是全球问题，g20可以同意违背周期调整税收。 征税政府可以将这些收益委托给全球基金，设计机制使政府能够利用部分收益应对当前的危机。

规范世界财政主体的另一个措施是商定预扣税税率的标准，该数值估计为15%~20%。 统一预扣税的协议将通过更加统一全球征税体系、统一全球税收制度来降低全球交易价格。 离岸金融中心的零税收特征一旦受损，监管和制造税收“黑洞”的动机将受到限制。 新兴市场减少了税收流失到离岸中心的损失，国内税收体制的改善使得新兴市场可以不依赖海外贷款和热钱进行融资。

作者是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企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指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总统经济顾问。 1998年10月至2005年9月连续三次担任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2003年至2005年担任国际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技术委员会主席，1993年至1998年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社长。

请根据需要转载到“每日经济信息”上。 未经《每日经济信息》授权，严禁转载和镜像，违者必须追究。

每次预约的电话号码

北京: 010-59604220上海: 021-61283003深圳: 0755-33203568成都: 028-86516388

来源：经济之声